谁没听过王健林当初那句先赚一个亿的小目标啊，当年稳坐中国首富位置，说万达广场开在哪哪就是城市中心，风光无限。结果后来风向转了，一大堆广场挂牌待售，账上趴的钱连短期债的零头都不够，连他自己都被卷进债务追索的最前排。大伙都以为这年过七十的老爷子早就退到幕后享清福了，结果央媒直接官宣了他的最新重要决定。 11月5日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，72岁的王健林重新出任公司董事长，上一回他卸任这一职务还是2012年，掐指一算刚好过去了14年。他早年给自己定的退休年纪是68岁，这都超了四年才重新出山，背后藏着的经营困局，业内人多少都能猜出几分。 这14年间万达商管的董事长前前后后换了五任，2012年王健林交棒给跟随多年的老臣丁本锡。那时候万达正是扩张巅峰，2020年丁本锡到龄退休，齐界接棒，核心任务是推进轻资产平台分拆上市，2023年肖广瑞接任董事长，仅一年多后便由张春远接替。2026年6月陈洪涛从张春远手中接过董事长职务，谁也没料到短短五个月后，这一职位再度易主，最终由创始人王健林亲自坐回。 全国万达广场快速铺开，职业经理人治理的模式顺风顺水，丁本锡也完整见证了万达商业港股上市、私有化等所有关键节点。 短短三年间四次更换董事长，核心岗位像走马灯一样轮换，放在国内大型企业里都极为少见。陈洪涛作为在万达深耕二十余年的老员工，从区域总经理一路做到集团高管，本该是稳定军心的人选，却不足半年便卸任，足以说明企业内部面临的压力，远超常规经营的范畴。 一家企业核心掌舵人频繁变动，本质是困境之下不断调整策略的被动选择。每一次换人背后，都是一次对债务化解方案的重新试探，当职业经理人已经无法推动破局，创始人就只能亲自下场。 人事动荡的底色，是万达持续多年的债务压力与资产收缩，为了回笼资金偿债，万达开启了罕见规模的资产处置。从2023年至今，累计转让的万达广场数量已经超过80座，其中仅2025年5月，就一次性打包出售48座核心城市的万达广场，覆盖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成都等多地，交易对价约500亿元。 由太盟投资牵头，联合腾讯、京东、阳光人寿等多家机构共同接盘，进入2026年，常德、遂宁、常州新北等多个万达广场又陆续由中建系企业接手，资产处置的脚步始终没有停下。除了商业广场，万达还陆续出售了酒店、文旅、金融等多个板块的非核心资产，算下来回笼的资金超过千亿。 可即便掏出这么多钱，企业的短期债务压力依旧没有得到根本缓解。根据评级机构披露的数据，截至2026年6月底，大连万达商管账面非受限现金约46亿元，而短期到期债务高达330亿元，流动性缺口十分明显。为了续命，万达甚至以12%以上的高息发行美元债借新还旧，融资成本远超行业正常水平，相当于用高昂的成本换取短暂的周转空间。 压在万达身上更重的担子，是两次上市失败留下的对赌回购包袱。第一次是2016年万达商业从港股私有化退市，承诺2018年登陆A股，否则就要以10%到12%的年息回购投资者股份，最终A股上市落空，逼得王健林在2017年打包卖掉13个文旅项目和77家酒店，回笼637亿元才填上这个窟窿，这也成为当年地产行业轰动一时的“世纪交易”。 第二次是2021年为推动珠海万达商管赴港上市，引入22家机构近380亿元的Pre-IPO投资，约定2023年底前完成上市，否则要以8%的年息回购全部股份。可珠海万达商管先后四次向港交所递表，全部失效，再次触发巨额回购义务，潜在回购规模超过400亿元，苏宁、融创、永辉等多家投资方先后发起追讨，总仲裁金额超过180亿元。 为了化解这场对赌危机，万达不得不引入外部资本重组股权。2024年3月，太盟投资联合中信资本、阿布扎比投资局等多家机构，注资600亿元成立大连新达盟，作为持有珠海万达商管的新平台。交易完成后，万达方面的持股比例从原来的70%以上降至40%，投资方合计持股60%，拿下了轻资产核心平台的实际控制权，连董事长职位都由太盟方人员担任。 万达用最值钱的轻资产运营平台换来了喘息时间，却也失去了这块核心资产的主导权，这是企业陷入流动性危机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。王健林选择此时亲自出任董事长，绝非重回一线搞扩张，而是债务风险已经传导到个人层面，他不得不站到谈判桌前。 2026年4月，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就永辉超市的股权纠纷案作出裁决，要求大连御锦贸易支付剩余转让款36.39亿元，外加违约金2.18亿元。王健林因签署了连带担保协议，被裁定对这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，同年5月法院正式对这一裁决立案强制执行，王健林的个人资产与信誉直接暴露在司法风险之下，这还不是孤例。 在万达多笔融资和股权交易中，王健林都以个人名义提供了连带担保，随着企业债务问题陆续爆发，相关诉讼和仲裁接连落地，个人担保责任逐一兑现。以往债务谈判还停留在企业层面，职业经理人可以出面协调，可当创始人个人被判决